绝望，是一种时不时就会涌上来的情绪。

似乎从涉足社会学这个学科开始，这种绝望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天性中的悲观一点一点释放出来，弥散到灵魂的每一个末梢神经。

“社会学家都该勇敢一些。”一个有志于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朋友是这样说的。

我一直把社会学看成一门冷冰冰的学科，它需要我们用冷冰冰的眼光、冷冰冰的资料、数据去分析和理解活生生的社会现象乃至社会本身。然而，研究者是活生生的人，研究对象也是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或是所生活的社会本身。因此，价值中立只能是社会学者永恒追索却又永远达不到的境界，身为研究者，注定时时感受苦痛。

但社会学让人苦痛的不仅仅是这个原则，而是视角。大学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获得了这样一个看待问题的视角，我很感激社会学，甚至有些偏爱。它让我更清醒地看到很多深层的东西。我是个喜欢清醒的浑人。

只不过，保持清醒的时候，看到了太多让人绝望的东西。在Durkheim那里了解社会运行的一定规律，个人的无力感越发明显。在最欣赏的Weber那里，个人在社会中似乎还是拥有主动性的，但最终他告诉我，没有用的，逃不出理性的牢笼。而Weber自己，精神分裂了两次，我相信，大师也有些承受不住那种大得不着边际的绝望。就连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最终也创立了“人道教”，用宗教情怀来消弭那一种绝望的无力感。

清醒地看到了社会的力量，也看到了无力改变的未来。就算是大师，也会绝望，尽管大师的挣扎远比我来得强烈，也试图摸索着脱出绝望的笼罩。但大师为此承受的张力也越发强烈，所以在我眼中，大师的精神世界是更为晦暗的，找不到一点希望，有时候，大师流露出一点希望的可能性，但最终仍然落到了绝望的深渊。

我仍然有兴趣吸收更多的社会学知识，可我又对那种随着理性的增强而进一步加深的绝望心存畏惧。现在看来，不是不能承受，而是总有累的时候，当我累了，却仍在绝望的笼罩下不得休息……我还是不够勇敢啊。

后来喜欢上文化人类学——一个现今中国仍然相当程度依附于社会学的学科。人类学不像社会学那么冷冰冰，我一直认为它是温情脉脉的。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是它研究的对象。在与异文化的交流中，文化人类学者努力克服受自身文化束缚的偏见，去平等看待不同文化，去充分理解各种文化中人的观念和行为。

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使得文化人类学更多关注非西方的文化、非主流的文化，按照我一个有志于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朋友的说法“总是和主流社会中的失败者打交道”，虽然我不赞同“失败者”的说法，但“弱势者”这个词应该算是妥当的，尽管文化人类学者也研究现代都市文明，但更多的是在现代文明抛弃的“垃圾”中寻找宝贝。

格尔茨曾经说过：“我们不无成功地试图使世界保持不平衡……他人的职责是消除疑虑；我们的职责是搅乱。”然而，这种对现代文明优势地位的挑战，却被文化人类学者视为唯一一种一贯地纠正“受文化束缚”的主张。

我喜欢这一门学科正是因为它对其他文化的温情脉脉的爱，爱人及己，在充分理解异文化之后，对于自身所处的文化也会有更清醒的认识，也会拥有一份更加理智的爱。

可真正身处异文化中，才发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如此强烈，强烈得往往无法调和，让人绝望。而原有文化的偏见如影随形，哪怕刻意去避免，仍然会时时出来搅乱。由于很少使用冷冰冰的统计数据，更要求研究者情感的投入，但偏见是始终伴随着情感的。消除偏见是民族志者终生的挑战，的确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即使我们使用了“初民社会”、“野性的思维”这一类词去替代“原始”、“野蛮”的字面，但那种偏见不是几个词就能消除的。就连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也在回忆里表达了对“野蛮人”的极度憎恶。也许，就像朋友安慰我的：谁又是天生的人类学家呢？

温情脉脉的人类学仍然让人绝望。我们去理解、去爱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却难以挣脱自身所处的文化之网，深深地受到自身文化的束缚。挑战自身的文化偏见，就是在挑战自己最习以为常的观念与情感，我们“搅乱”了自己，必然常感苦痛，乃至绝望。

社会学让我冷冰冰地看待社会，文化人类学让我温情脉脉地爱人，可最终都面临绝望的境地。越是深入学习，越是在绝望之中越陷越深。

看到了社会的、文化的运行逻辑与问题所在，却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如果要看得更清楚，活得更清醒，我就要继续学下去。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都离我太遥远了一些。

不仅是他们需要勇敢一些，任何一个清醒着思考的人，都需要勇敢一些，好面对现实的绝望。

疲倦之后，我还有那一份勇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