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 往 昔《上山下乡》篇
忠于事实，忠于历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拘一格，不断补充，然后整理，还有一点是尽量使用当时的语言。
要说文革得先从三面红旗说起，要讲上山下乡也得从文革说起。
一.大清城
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都忘了，已经三十多年了，但这歌还记得开头的两句，它的意思是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奔向那里。
从六五年开始搞文革，到了六八年在神州大地再掀起另一场大运动，使文革再进入到另一个高潮，也就是从打砸抢的疯狂进入到大清城的疯狂，文革并不是接近尾声。
这就是导致后来的红色高棉死了全国四分之一人有样学样的的大清城举创，所不同的，后者更血腥，更暴力，而前者以搞运动的形式进行，对阶级敌人的手法与后者相同。从五十年代开始，总体来说是从自愿到动员到强迫。
大清城的有三条渠道，或者说上山下乡的对象，第一是地富反坏右份子，也就是当时称为“牛鬼蛇神”的阶级敌人，这类人不管在职不在职，都在六八年之前就被斗争后押解到农村，如果是地富，一般去的地方是自己的家乡，那命运就可想而知。我邻居一位许姓的老大爷，他的老婆就是最鲜明之例，她老家的贫下中农来到广州，说她是隐瞒其地主成份来嫁给那老头的，批斗后把她押走的，而那老头不久后就过身了。
这里说段有趣的题外话，为何对这位邻居许姓的老大爷这样印象深刻呢，那只有从那时住的老城区说起，当时的街坊是经常串门的，那老头无儿无女，眼睛不好，以做以前写墨字的墨条为生，当时还是调皮孩子的我们，那时正值夏天，马路的沥青融化，于是取些沥青，把它弄成墨条并混放到成品的墨条里捉弄他。
第二条是当时学校的学生，在六八年中开始，所有中学从初一到高三，除了个别的红透顶的“三代贫农四代乞丐”的子女，全部要到农村，而且是每年有“毕业生”毕业，知青人数不断增加，当然还有不少关闭了的专业职业学校学生（当时与苏修骂翻而导致部分企业下马，不少专业职业学校因而关闭）。
第三是街道失业失学的社会闲散人员及非国营企业职工，当时把前面那种人称为“吃闲饭”，后者指当时在街道服务站工作的职工，街道服务站其实是街道民办工业，就这些单位，特别是青中年，以青年为主，队伍当时非常庞大，我就是属最后那种。
当时的宣称海报
|
所有的宣传从头到尾都是骗人的，现实中的贫下中农根本并非如此......。
骗人的就要揭穿它，即使是今天的也一样，它害人不浅，为何要遮遮掩掩吐吐吞吞呢！ |
＊＊＊＊＊＊＊＊＊＊
据本人回忆，文革应该是从65年开始的，在这段时间内，破四旧，打砸抢，武斗，当时的学校处于半停课状态，学生根本学不到功课，而学的几乎都是毛语录，又不用考试，何况当时还鼓吹学习无用论，看看当时要向白卷英雄张铁生学习及有名的“马尾巴功能”就可想而知.......。
到了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开展文革的决定，也就是历史叫516通知，也就是正式宣布国家进入文革时期，毛多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学校全面停课，一直到了六七年尾才复课，那时称为“复课闹革命”，到了六八年底，所有中学从初一到高三，除了极个别的外，全部要到农村。
我妹妹那年“小学毕业”，刚升到初一，学校停课将近两年，复课后一年，学校发张初中毕业证书，就到了农村，她那时只有十五岁，按现在的说法，是童工，违法的，尚且是一个从未离开过父母身边的城市女孩子......。
念了十二年书的我，64年从学校出来，失学失业一年后到了当时的兴龙街街道服务站工作，油漆工、车工、钳工也干过，三年了，都是48 块五毛（好听，其实是24元，0.5*48）没前途了.......。
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更主要的是当时政府用强硬手段把城市的年青人送到农村，这里说年青人，其实有不少年纪大的，只要不是国营企业的都要去，当时与我同一生产队的有位四十多岁的单身汉呢。
“那里的山种满菠罗”，“近的不去，将来要去海南岛！”当时不分日夜地办学习班，这些人不停地纠缠你，围攻你，恐吓你，诱惑你，软的来，硬的来，骗的也来，直到你签名为止，工资早已停发了，也不用再上班了，你说是不是强迫。我还算好，住在隔壁金花街的一位同班郑姓同学，是被暴力囚禁，用黑袋蒙头送到农村的，只因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
这段期间，广州市天天召开誓师大会，到处敲锣打鼓，红旗招展，在雄壮的革命歌曲声中一车车一船船一批批的知青戴上光荣的大红花热烈地被欢送到农村去，他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奔往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还有的是投亲靠友，你可以通过关系返回老家，自己找出路，但要通过一系列的手续，这些人自己走就是了，当然不会有以上热烈的欢送场面，我弟弟与他的几个同学就是以这种形式到了顺德。
读现在的有关的文学作品或资料，说到把城市人赶离城市，其实早在反右时期就有了，而在文革前的五十年代中已有不少知识青年从学校毕业后就奔赴到农村边疆，他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抱着雄心壮志去开发边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如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的华尔华拉.华西里耶夫娜。这种乡村女教师式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当时大部分城市青年人都是被动员到农村的，那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大行其道了，而且往后越来越多，回城后才知道身边就有很多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知青，他们被称为“老知青”。我太太是六五年去的，比我还早三年。
＊＊＊＊＊＊＊＊＊＊
大清城过后，广州相对平静下来，打砸抢少了，武斗的枪声听不到了，这时已十室五空，家家户户基本没有不上山下乡的，有的全家清。
我一家十口人去了七人，七兄弟姐妹陆续去了六个，剩下一妹妹留校当教师，连医护人员的母亲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六二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 光辉指示到陆丰县内某镇卫生院去了，连外婆在内三代人剩下三人留城。
大清城过后，还有个后遗症不得不提，那就是住房大洗牌。当时广州市的住房很困难，不少还是“七十二家房客”，既然已把不少“牛鬼蛇神”全家赶出城市了，而有权的人（当时是理所当然的）乘虚而入，我住的左邻就有这例子，一家反革命赶走了，搬来一专区同志，是从部队复员的，原老家在梅县。
为何又对这位专区同志印象深刻呢，之因这家伙之所作所为实在太难看而令到街知巷闻，并被人告到区公安局，正所谓“客家占地主”，这专区同志利用职权及欺骗手段把房子越霸越大，有关这事不是本文的主题，就此一笔拖过就是了。
一位香港的远房亲友，她在内地唯一的亲人在我邻近住的妹妹也下乡去了，结果她把房子卖掉了，当时只卖千多元。
我家是两层的老平房，走了七人后，被人虎视眈眈，街道组长说我一家房大人少，要将外人搬进，这时我父亲在逼不得以的情况下让一位朋友全家住入，这就做成日后回城时我一家几口差不多到了要流浪的地步，这会在《回城篇》里下回分解。
我忘了出发的具体日子，记得大概是12月接近六九年元旦的某天，敲锣打鼓，红旗招展是有的，戴大红花就没了，之因这批人不是学校学生，而是街道人员，里面什么人都有，比较复杂，比不上学生那样单纯。那时正是前程茫茫，不知什么命运在等待，人人愁眉苦脸，也有的是哭哭啼啼，特别是家长更伤心。
多辆汽车载着几百人从现在是旅游景点的《陈家寺》前面的大空地集中后出发了，目的地是东莞......。
＊＊＊＊＊＊＊＊＊＊ ＊＊＊＊＊＊＊＊＊＊
二.艰难岁月
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
客舍篁村已四秋，辛酸苦辣在心头。登高远望珠江水，茫茫家乡使人愁。
叶公《登水濂山》 １９７２
老照片，背景是水濂山，东莞的大山岭，左有树木处是当时插队的大雁塘生产队。
毛的思想是阶级斗争，一切也从备战备荒出发。那时到东莞要经过三个渡口，新塘，中堂、万江，汽车要渡轮，花了半天时间几经艰苦才到达东莞城，在东莞城没有停留，而是直驶到离它三公里的篁村公社，到达后三百多名知青在这里举行了个简单的欢迎仪式，由公社干部讲话，这当然离不开是念毛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折腾个多钟，然后集中点名，当被点到名字的由各生产大队派人接送到其要去的地方，而我被点到人数最多的那批，由生产大队派出的汽车（租的车，那穷大队哪里有汽车）被送到离公社十公里的水濂大队，这十公里，沿途都是山路，经过几条村落，林场，左拐右拐，上坡下坡，差不多大半个钟然后来到被大山小山里里外外包围着的一处遍穷乡僻壤，这就是当时是东莞县最穷的地区之一的水濂山区。现回忆起当时在车上的情景，沿途看到这么多的山，山过山，连条正式公路也没有，经过村落的泥砖屋、梯田、梯地，人烟稀落瘦瘠的土地，汽车越往前心越惊，加上有些人身体受不了，特别是女孩子，她们都哭了起来。
这些人从来都是虚伪的！
还要提到的是那几位负责送我们到东莞的街道办事处人员把这批人像包袱那样扔掉就走了，完成党与国家赋予的光荣任务领功去了，从这一刻开始三百多的生命是生是死都不管了，尽管他们动员时对我们表现得很关心，这些人我不少是认识的，因为文革开始时我与他们一起被派到区委学习了一段时间，为的是成为工作队准备派到各部门，只是回来后被造反派打乱了阵脚而作废，“派工作队”成为走资派的又一罪状，有关这事会在《文革篇》里详细叙述。
光荣知青转眼成了黑人黑户
这也是在开篇之前不得不说的，那时正值文革，天下大乱，红卫兵造反，文功武斗，枪声羊城，血流珠江，在如此环境之下，对于有子女当了知青的家长来说，老父担心，慈母哭涕，不少已赴农村的老知青不敢留队，纷纷回城，这又成为另一“吃闲饭”之伍，不久这批人又成了专政的对象，街道基干民兵加红卫兵，不分昼夜，以清查户口为名，逐一上门，黑人黑户，一次警告，两次抓人，往日支农光荣，今日回城可耻。我说的全是事实，未婚妻当时就是其中之一名，那时她只有十八、九岁，当时我写下普希金风格的诗篇为证，《给.......》“救救我的姑娘，我不能没有她，我宁愿牺牲一切，也要把你从苦海里救出来。.......”。
点卯
两辆汽车（严格来说是货车）把我们与行李送到一处唯一一间用红砖建成可以容纳两百来人的叫“老围”村所在地的水濂大队部，这里更朴素，早前公社欢迎我门还布置了一翻，在大空地上插着红旗，墙上贴着标语，而这里什么也没有。大队长姓邓，是前面的生产队邓屋人，是位矮个子，生得很结实，他简单自我介绍后又是说了一堆“再教育”的东西，并把一位叫李牛妹的介绍给我们，这李牛妹不是女的，而是位三十来岁的男子，人生得比较精灵，牛妹又说了大堆“再教育”后由他来点卯了，结果我与十来名知青被分到大雁塘，但当时实际上只有四人，其余的还在广州，有的到了公社后就自己走了，这实在有点怪，其它的生产队没有这种现象。这四人除了我外有位四十多岁的王老五，他姓冯，而名字确实有个“伍”字，一位周姓的原中山医毕业生，一位马姓的原木工。
大雁塘
大雁塘坐落于东莞大山岭水濂山脚前，是这里的最大村落，独宋姓，也是整个大队里人口最多，较其它生产队富裕的村落，过去几年每年１０个工分有０.８元左右的分配，是整个大队之最，而最差的生产队只有约０.３元。
管理知青的是一位年纪四十多的老农，是名盲字也不识没有文化的三代贫农四代乞丐的贫下中农，说他是知青的管理人，其实他什么也不管，也没有能力管的极之平庸的人，我很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他带我们去劳动时说过，“孩子是男人生的，而女人只是男人借用她的身体......”，这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教的老师了。
上了一个小山坡后又下坡，拐了九十度的弯再经过两旁禾田的大段泥路后被带到大雁塘村，村前有个大鱼塘，“大雁塘”的名字由此而起，就在鱼塘的对面就是一排排由泥砖屋建成的村落，我门被安置到村里头的一所大泥砖屋里。
我们的到来，引起不少村民特别是孩子远远地围观，并说着我们连一个字也听不懂的话，幸好那位周医生见识广，他给我门翻译才知道他们说什么，我说那位管知青的没文化，其中一点就是他连与我们沟通也不能，因为他不懂说白话，我们尝试用普通话也不成，实在鸡同鸭讲，只是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客家村，村民是客家人，说的是客家话，面对着完全陌生的环境，假如是个女孩，我也真的要哭了。
知青的家当
我们被领到村中狭窄小巷中一所大泥砖屋，屋子颇大，两房一厅，近门口左边处是橱房大灶，中间是天井，这是典型的客家屋。这屋子很大，感觉上有种阴沉感，是无主的，原来的人家死光了或走了就不得而知，村里的人对此很忌讳，从来不谈。
四人进入这屋子前，村民已把两块松木床板，两张木桥凳放置在里面，还有一张简陋的两匮松木书桌，一把松木椅子，当然还有一张小饭桌、一只大镬头（煮菜、煮饭、烧水洗澡共用，这是当地人的习惯）及一担水桶，前者每人一套，后三者是几个人的公共财产，食水要到外面公共的井（共三口）打水，听说每人还有一根杉（建房用的，实际上从来也没有），以后还配给每个知青一把锄头、两只谷箩、两只粪箕、一顶竹雨帽、一张有毛有翼的蓑衣（雨具），以上的就是政府分发给知青作为安家的，费用在每名知青安家费中扣除，当时每名知青的安家费有多少，可能是五十元，因为当时的安家费是不到知青手里的，这就是知青的全部的家当了。
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经过一天的劳累，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天还未亮已被公鸡的啼鸣呼醒，睁开眼睛，面对四面完全陌生的墙壁及昨天才认识的同室农友，想了很久才想到现已身处异乡，那将是什么命运在等待？今后的已不敢想下去，而是很快地回到现实。
希望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处境，于是与同室农友几个人到外面走走，看看周围环境。
这里与外界几乎隔绝，四周被大小山所包围，而村落又被农田所包围，农田既不平坦也不规则，还有不少是梯田，出外只有一条夹在农田之间高低不平的泥路，因被山遮挡而望不到出处，两百多米已看不到道路了，不要说公交车，连汽车也难得见到，村民出外以自行车代步，而大多数妇女特别是年纪大的只能步行。再看看村落，再初步接触村民，给我的印象除了贫困，肮脏，就是封闭，艰辛，与早前在广州时那些同志所说的“广阔天地”或“满山菠罗”根本是两回事。
在人们心目中，知青也有真的假的
只是三、两天之后才知道早有六名广州市十八中学的女学生来到这里，她们比我们早一个月左右，当中有两对姐妹，一对李姓，一对黎姓，后者的妹妹年纪只有十六岁，象我的妹妹那样，说是初中，其实是小学，其他的都是十七、八岁，还有一位姓陈，另一位也是姓李，六人住在村头文化室及旁边的两所小泥砖屋里。
她们虽然与我们都是来自广州，但在初段时间里与我门很隔阂，完全没有往来，她们看不起我们。如按国家的政策两批人都是知青，不管你来自学校或街道，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当时在贫下中农及她们心中，她们才是知识青年，而我们来自街道的，虽不是坏分子，但也是乱杂人，你看我们这批人当中，按年纪来说我已是最年青的，其他三位都比我大，当中两位二十七、八，老冯已有四十多岁，头已秃，说到文化也没有多少，只能勉强写得出自己的名字，如果把他也称为“知青”实在是无厘头了，后来的确因此而闹出不少笑话，这会在以后说到。四人中之三人原是在街道服务站工作，周医生由于调动工作单位不服从分配，属于吃闲饭，我说的是我们四人，还未说后来陆续到的六人呢，而当时我门也不知有人会陆续到。
大雁堂生产队部
大雁堂村有个祠堂，它也是泥砖建成的，门面是青砖，我不知它建于何年，时至今日，过去迷信或宗族的东西经历文革当然已荡然无存，现已成为生产队的队部，是召开社员大会的地方，它在村落中间，对外是个晒谷场，晒谷场对开就是那个大鱼塘。晒谷场当然是后来搞的，以前哪会把祠堂前面的空地这样搞呢。祠堂占地面积也不少，能容纳百多人，里面有个天井，左右是两廊间，门口左右两边是高起大半米的台级，台级正面墙上各挂着块黑版，右面那块就是派工的，每个社员一个竹牌子，由队长安排派工出勤，左面那黑板写着些生产队发出的通知之类的东西，每到开工前，社员都涌到这里看派工。
＊＊＊＊＊＊＊＊＊＊
不瞒各位，当时夫妻两住在村口生产队不瞒各位，当时夫妻两住在村口生产队废弃的猪房旁，新房是煮猪食的地方改成的，门口写着“猪多肥多粮多”，那些贫下中农背后都说我们将有很多小孩。 这地方冬天就是苍蝇的窝，过千只苍蝇就在屋粱顶......，还有.......。
我是一届书生，怎干得这样的农活，唯有牧牛，前一只后一只，还背着小孩，打着雨伞，担着牛粪，还有......，我都说不下去了。
＊＊＊＊＊＊＊＊＊＊
那时我们不被以人看待，而是到那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再教育的对象。每逢国庆、五一都被全副武装的民兵搜屋，以防偷渡。
一晚，全副武装的民兵走进知青的屋（住了几个王老五知青），搜了一翻后，其中一民兵发现褂在墙上用纸包得结结实实的一包东西，问，“这是什么？”其中一人答，“是周医生（偷渡去了，生死不明）的，我们不知是什么，你自己看吧。”这时一民兵用竹杆把它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它，原来的一包发了霉的榄角.......，引得在场的知青大笑不止。 （这笑是苦笑）
＊＊＊＊＊＊＊＊＊＊
王老五当然不放过，有家庭的也不放过，每到十一、五一、八月十五......，全副武装的民兵也到我那所“猪多肥多粮多”的地方搜查，尽管他们明知我一家不会偷渡。
这些日子我总是早一天把《普希金抒情诗集》、《中国文学史》、《外国名歌二百首》等书籍放到谷箩中收藏，把它们淹藏到谷物之中，那时这些书是违禁的。
＊＊＊＊＊＊＊＊＊＊
地球转相
七十年代我在东莞，上山下乡，一天接到上级通知，说该地区近日会发生地震，下令所有乡亲撤离村庄到山头暂避。
于是几百人扶老携幼，不少人甚至把家当也搬去，硬的软的，大包小包，情景有如战争走难，其中一户连大油缸也打破了，白白糟蹋了一缸花生油（那时是命根子）。
对于我们知青来说，当然什么家当也没有，要在山头野岭露宿了两天一夜，实在叫苦连天。
那些公社、生产队干部大谈地震就是“地球转相”，说地球自转由本来的顺时针变为逆时针，实在笑死我了，但当时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不能啃声。
结果地球并没有“转相”，只是虚惊一场.......。
三.转机
四.回城篇
连接: 登水濂山 [忆往昔]《文革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