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被颁给匈牙利作家Imre
Kertész，因他的作品提倡在强大的无法逆转的历史潮流中尽量保持相对渺小脆弱的个人经历和体验。
在写作中，Imre Kertész探寻了在这个人类几乎完全服从于社会力量的年代继续保持个人生活和思想的可能性。他的作品不断回到那对他一生起到关键作用的事件上：十几岁时被德国纳粹作为匈牙利犹太人关进Auschwitz集中营后度过的那段时间。
对他来说， Auschwitz集中营的出现并不是一个独立于西欧正常历史潮流之外的偶然事件，而是在现代生存方式下人类生活降级退化的最终真相。
Kertész的处女作，Sorstalanság, 1975 (Fateless,
1992), 描写了年少的K?ves被捕后被关进集中营，但却很快适应了里面的生活并最终顽强地活了下来。小说采用了一种让主人公将集中营的现实生活完全想当然的特殊手法。K?ves每天在公认的恶劣条件下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生存着，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生活就完全没有任何乐趣。他以一个孩子的视角看待每一件事。他无法完全理解它们，因而也并未发现其中隐藏着任何异常或不安，因为他缺少成年人心中已有的定论。描写中令人震惊的可信度也许正是从人们完全缺乏个人道义上的愤慨和思想上的反抗中获得的，而这也正是小说主题要向人们大声疾呼的。在阅读中，读者不仅要面对暴行的残忍程度，同样还会意识到那些刽子手没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在行刑时脑中空白一片。凶手和受害者一样，早被一系列实际问题占据了思维，而那些真正的主要问题并不存在。Kertész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生存即适应”。那些俘虏对Auschwitz集中营生活的妥协屈服能力恰恰证实了这一在人类每天的共生中都能找到证据的信条。
在此种思维方式下，作者显然赞成哲学史上的一句名言---“生活是人类思想的敌人”。在Kaddis
a meg nem születetett gyermekéri, 1990(Kaddish for a Child
not Born, 1997) 中，Kertész不断向人们展示了一段异常艰辛的童年画面，正是在这种前叙铺垫下，小主人公后来产生的视集中营为家的想法才让人感到异常荒谬。他最后以他强大的存在主义分析法把爱描写为人类适应环境的最高境界，认为爱的产生即是人类向不惜任何代价生存下去的强烈欲望的彻底投降。对Kertész来说，人类精神世界的局限性源于对生活的无法适应，因为个人的经历和体验在全体人类社会的需要和利益面前立刻变得微乎其微，毫无意义。
在继续Gályanapló(“Galley Diary”), 1992的未完成部分时，Kertész向人们展示了他全部的精神世界。他在书中写道：“理论研究只是基层建设。”但不管怎样，这是一种与历代著名文化批评家们（Pascal,
Goethe, Schopenhauer, Nietzsche, Kafka, Camus, Beekett, Bernhard）持之以恒的对话。从本质上看，Imre
Kertész就像一个由他一个人组成的少数民族。他把自己与犹太血统这个概念的关系看做是敌人强加于他身上的一个定义。但这个武断的分类所带来的后果却促成了他对人类和他所生活的年代最深刻的理解。
Sorstalanság, 1975 (Fateless, 1992), A kudarc(“Fiasco”),1988,
Kaddis a meg nem születetett gyermekéri, 1990(Kaddish for
a Child not Born, 1997) 之后的小说几乎是对他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小说的评论和补充说明。小说A
kudarc的主题思想也是由此而来。他认为有关Auschwitz集中营的那部小说才是自己真正的小说。在静侯人们早在他预料中的对这本小说的抵制时，这位年事已高的作家开始着手创作一部卡夫卡风格的当代小说，书中对当时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统治进行了阴森恐怖的描写。终于，他得到通知说不管怎样，他的第一部小说将被出版。然而他对此的感觉只有空虚。当小说被摆上文学市场后，他鲜明的个性将被转化成一个客观物体，他心中珍藏的秘密也将从此化为平庸的陈词滥调。
Kertész决不妥协让步的立场可以从他的创作风格中看出。他总让人想起一蓬郁郁葱葱的山楂树篱---茂密又多刺----提防着不速之客的闯入。但他并没有给读者强加上某种情绪使人感觉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反而激励他们作为个人独立自由地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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