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托罗莫》：夕阳下的英雄与人性 (云也退)(见这里)

许多大作家在他们的文字中表达过对约瑟夫·康拉德的敬仰，康拉德在文学手法上的大胆革新让后人受益匪浅。尽管如此，F.R.利维斯还是有点苛刻地宣称：《诺斯托罗莫》里的康拉德是堂堂正正的职业艺术家——似乎是说，在这部1904年问世的长篇小说之前，康拉德的全部作品——包括著名中篇《黑暗的心》在内——还未能使他世界跻身一流艺术大师之列。
细致地读完此书，我感到写作《诺斯托罗莫》的康拉德，吸引读者的已经不再是他那炉火纯青的“印象派”笔法，而是这部作品史诗般的宏大架构和动人心魄的故事情节。
康拉德虚构了一个南美洲国家：柯斯塔瓜纳共和国，它滨海的萨拉科省把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有一座巨大的银矿坐落在那里，由英国人高尔德夫妇经营。集英俊、忠诚、旺盛的精力于一身的意大利籍水手诺斯托罗莫来到这里谋生，成为萨拉科省城赫赫有名的码头工长，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在建立不久的共和国发生叛乱、政权岌岌可危之际，诺斯托罗莫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把一船银锭运出港口，等待北上的商船，以免其落入敌军之手。自此，诺斯托罗莫开始了他传奇般的历险。
驳船离港的那个海湾之夜，被利维斯誉为“文学里最为生动而具美感的描写之一”，而事实上，正是这美丽的夜晚悄然改变了拥有“不可腐蚀者”美誉的诺斯托罗莫——一贯沉浸在“一个好名声”中的意大利水手突然置身于死一般冷漠的海面，面对伸手不见五指的前方，他究竟悟到了些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仿佛就是一瞬间，他以往所有为人称颂的美德完全失去了依托，变得暧昧不明，犹如远岸物质世界的灯火。

一

康拉德的笔下，物质对人的异化始终是一个主题。这种异化在以银矿为标志的萨拉科格外鲜明，甚至把萨拉科变成了模糊了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界线的地方。对于大自然而言，银矿是魔鬼的洞窟，康拉德不止一次地讽刺矿山上“银光闪闪的小溪”，那是人们用手感取代美感的杰作。而另一方面，银矿对萨拉科以至柯斯塔瓜纳的意义是如此重要，人们不能不把它视作安定生活的唯一保障，“唯一”中孕育着一个神话的雏形。人间世俗的政权世俗的需要，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制造着内在的紧张，逐渐使人忘却了萨拉科美丽的瀑布、溪流、灌木曾经的存在。当高高的山涧成为一条下水道的时候，财富既征服了人的审美意识，又在改变着它。那些意大利矿工布满整个山区，他们和全省全国人民一同渴望着安全感，进而“把这个银矿看作保佑他们、坚不可摧的神明，仿佛它是他们自己双手建起的崇拜偶像。”
原生态的自然遭到破坏之后，物质的理想化成为势所必然，抢占了人的灵魂高地——这种趋势不是一两个清醒者可以抵挡得住的。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法律和道义上的双重许可，而自我制造一个信仰就可以很方便地解决这个问题，至于信仰来自何方则并不重要。这样，人们用自己创造的光明世界表达投向黑暗宇宙的蔑视，独独遗忘了注视自己生存于其间的土地。康拉德的笔下从来不会出现善恶分明的人物，他总是努力地展现人的矛盾：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他们是多么无助又多么无奈地失落掉了本真。
既然善恶是很难区分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就浮出了水面。银矿矿主查尔斯·高尔德的父亲当年就是被这座矿活活拖垮的，他的银矿主宰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反过来也严重受制于频繁更迭的政权。沉稳而坚韧的高尔德没有理会父亲临终时要他放弃银矿所有权的告诫，毅然接手，经过一番艰苦努力，高尔德夫妇成功地重新振兴了事业。但是，和谐的夫妻关系却出现了裂痕。作为高尔德事业上的贤内助，高尔德夫人几乎承担了一切社会事务，她在萨拉科人的心目中成为圣母玛利亚的化身，一位善良美丽的仙女；长期以来，她不曾意识到沉浸在银矿经营中的丈夫的微妙变化。桑·托梅银矿有着非比寻常的魔力，它把高尔德两代人拖入一个毫无意义的道德幻想：银矿是他们此生的神圣使命，乃至银矿创造的实际财富都可以抽象化而忽略掉了。理性的人和非理性的幻想在这里重叠了，就像一张红色的画片覆盖在一张蓝色的画片上，紫色性格的高尔德先生逐渐疏远了他的爱妻。
非理性有无数表现，而理性只有一种，理性和非理性的叠加、贯通、互相渗透，最后产出的仍然是非理性。高尔德的人性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扭曲。这时，高尔德夫人事实上扮演着挽救丈夫、挽救政权的角色。她参加各种政治事务，她行善，在政权动荡的时候她代表丈夫到各处慰问。可是，柯斯塔瓜纳——一个典型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之河随着堕落的人性而起伏上下，宣告了所有努力都只能是徒然的：柯斯塔瓜纳的内战导致了古斯曼·本托五十年的暴政统治，此后文森特·里比厄拉上台实行温和独裁统治，然而不久南方就发生了政变，蒙特罗将军和他的弟弟彼德罗以及索第罗上校率领叛军一路披靡，把里比厄拉政府赶得狼狈逃窜。以马丁·德考得为代表的年轻知识分子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格外关心柯斯塔瓜纳的政体以及萨拉科是否应该独立自治。所有这些标志着一段没有尽头的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无休止混乱。康拉德塑造出个人的历史——高尔德夫妇们的历史——他们梦想在生命中实现个人价值，同时又勾勒出整体的历史——一个让人失望至极的循环——你在你自己的一幕中雄心勃勃地登场亮相，却不知道一百年前早已有另一个你灰溜溜地躲进后台，带着浑身的疲惫。评论家克莱厄·罗森费尔德犀利地指出：政治是一种精神与道德失败的永恒轮回。在安全的名义下，人类以一种不完美来取代另一种不完美，人性则在这永恒的循环中不断磨蚀在时间岩石的棱角上，碎屑纷飞，填满了桑·托梅银矿的深沟高壑。

二

这样的背景之下，诺斯托罗莫的角色定位就比较晦涩了，他在一段“史实”中时隐时现，经常活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中。萨拉科的一家小酒店的老板——“老共和派”乔治·维奥拉——一家人更是把诺斯托罗莫视作保护神，当年正是由于这位人称“加里波第诺”的老人的劝告，诺斯托罗莫才离开原先服役的船只来到柯斯塔瓜纳“碰碰陆上的运气”的。加里波第诺和诺斯托罗莫一样也是热那亚人，崇拜意大利“红衫军”领袖加里波第——真实的历史在这里又一次不经意地露出冰山一角——他心目中的诺斯托罗莫也就是萨拉科人眼里的诺斯托罗莫：一个跃马持枪在远方的码头驰骋飞扬的绝代美男——似乎没有人注意，这种印象同他名字前的卑微的头衔——码头工长——是多么的不协调。
诺斯托罗莫身上聚集了如此多的不协调：超人的精力和卑微的身份；干练的个人素质和对政治的一无所知；明明是加里波第诺一家的保护人，却被作为儿子来对待，因为酒店女主人特丽莎发现他和他们死去的儿子年龄相仿，而又说不出自己的父母是谁。除去一个骁勇威武的身影，我们看不出他的立体人格何在，只有一个影像不时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之中浮动。叛乱前夕，萨拉科的暴民聚集到酒店外面，千钧一发之际诺斯托罗莫赶到，凭借他的堂堂威仪拯救了老乔治一家。在一片赞叹声中，运送银子的任务也就责无旁贷地降临到他的身上，临行前，诺斯托罗莫对政府要员莫尼汉姆医生说：
“你明白不明白，医生先生，我将带着一道索命符在海上漂泊，直到遇见公司北上的轮船为止。到那个时候，萨拉科码头工长的事迹就要传遍整个美洲大陆了。”
诺斯托罗莫行动的动力何在？莫尼汉姆医生看得分明：好名声，一个可望“传遍美洲”的好名声，为了它，诺斯托罗莫无所畏惧。这赋予了他古典意义上的“英雄”色彩，让人想起特洛伊城下的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特洛伊人杀到阵前，阿喀琉斯在阿伽门农送来的珍宝美女面前依然不动声色，但是，挚友帕特罗克洛斯的阵亡点燃了英雄心中的战斗激情——激励阿喀琉斯的，本质上是一种价值为另一种价值所取代：“名誉”让位于“友情”。莫尼汉姆医生棋高一着，敏锐地察觉了所谓“名声”的脆弱质地，他别有意味地回答诺斯托罗莫：
“杰出的工长，为了，如你所说，承受这道索命符，天下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全部的宝物，才足以补偿。”
沉沉的黑夜，把深不见底的海洋也融化在其中，驳船成为诺斯托罗莫和马丁·德考得的炼狱，人性的外壳被绝对平等的黑暗一层一层剥落了下来。康拉德似乎把文明本身看作是“原罪”的表现，任何人都不能逃脱于外，因此，就“原罪”而言，人性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文明人的人性的本质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扭曲”了的东西，只是后天地又加上了重重遮蔽。诺斯托罗莫就是这样一个需要在某个绝地熔炉中获得“新生”的“英雄”——和阿喀琉斯一样，他的意识深处必须对“价值”问题有新的体悟：
“我目光敏锐、行事果敢；没有人能说他曾见我疲乏或犹豫过；但上帝，唐·马丁，我被派到这黑魆魆一潭死水般的水面上来干这差事，既用不上眼睛，也用不上果敢，就连判断力也派不上用场……”
站在船头上，诺斯托罗莫轻轻地嘀咕道。果然不出莫尼汉姆医生所料，暗夜的海湾给他的精神冒险创造了绝好的环境，诺斯托罗莫需要脱胎换骨，以便成为超越孤零零的“好名声”的真正的“英雄”。康拉德似乎是顺水推舟地混淆了真实航行和精神航行的界限：当诺斯托罗莫和马丁·德考得面对黑夜中的大海时，世界的一切标准对他们都失去了意义，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距离死亡的寂静如此之近。梦境和现实、理想和绝望、理性的信念与非理性的处境构筑起一座超自然、超时空的圣殿，步入这座殿堂的人周身涌动着危险和不可知。
和陆地上的非理性世界相呼应，海湾之夜进一步把本质上非理性的人类命运推到前台，由诺斯托罗莫和马丁·德考得的眼睛传递出那个神秘的天启：认识你自己。两人发现，他们的感觉经验和理智都毫无用处，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无法判断自己是动还是静。名声在身不由己的命运面前是何其微不足道，而人类在漠然的大自然面前竟然是如此渺小！原来一切都被非理性操纵着，诺斯托罗莫悟到：“没有哪一种理智可以穿越海湾的黑暗。”他必须正视自己的存在，他必须弄明白：他孜孜以求的名声究竟价值几何？
就在灵魂与虚空对峙之时，船的四周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阵雨，马丁·德考得“顿觉浑身为之一畅”，诺斯托罗莫“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双手抓住舵柄，嘴里作出温柔的啧啧声”：
“我好像听到又有雨点落在了水面上，”他以一种安然、满足的语气说，“希望落到我们这里来。”
在神话中，英雄必须进行一次黑夜—大海的航程，要么进入黑暗的大地内部，要么潜入大海的波涛之下。这种求索是仪式性的，对个人而言，它象征着进入自我、深入梦境的黑暗内在境界的征途，冒险之旅同时在空间、时间、意识和无意识多重维度上进行、展开。诺斯托罗莫必须征服自我，征服原来的那个影像般的单薄的存在，以便获得彻底的再生。他的意识需要全面的更新，他要从一个被人工具化利用的角色转变为自我的主宰者。雨点降落在他的身上，一个英雄——一个需要世俗价值证明的“英雄”，一个张开双臂拥抱非理性的“英雄”——即将新鲜出炉。

三

“终于，由相拥、静卧于世界边缘的天与海擦出的火苗所引发的熊熊烈焰，熄灭了。水中的红色火星连同笼罩着平静湾阴霾海岬的黑披风上的血渍也随即消失；突如其来的一阵微风吹得要塞废墟上的灌木丛哗啦啦响了一阵之后，歇住了。诺斯托罗莫从长达十四小时的酣睡中醒来，从他隐身其中的草底下爬出。他挺直身子站在齐膝深、起伏不停、窸窣作响的青草中，神色茫然，好像刚出世似的。英俊、健壮、柔韧，他将头向后一仰，张开双臂，缓缓扭动腰肢，从容不迫地张大满口白牙的嘴巴，打个大哈欠，伸个大懒腰，在这苏醒的刹那间，他一派天真无邪，仿佛是头优美、不省人事的野兽。随即，陡然从若有所思的蹙额下，无目标的定格的眼神中出现了人。”

泅水回到萨拉科的诺斯托罗莫藏在草丛中睡了整整一天，直睡到夕阳西下。康拉德这一番描写闪现着迷人的诡异，诺斯托罗莫二十四年的生命就此分成了两段，英雄遭遇黑暗的震慑之后，一场酣睡为他获得新生做了仪式上的铺垫。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背影在天边残红中缓缓地清晰起来，仿佛神话中降临到大地上的救世主，理所当然地拥有的孔武有力的身躯和刚毅的面容。但是，在康拉德给出的近景中，他依然只是诺斯托罗莫，他的面貌依然模糊，除了抽象的“英俊”之外人们一无所知。在黑暗中苏醒，从水中归来，在夕阳中重生，经历了所有能够经历的传奇仪式之后，康拉德笔下的诺斯托罗莫仍然和开始时一样，作为一个斑驳影像滞留在世俗的人间。唯一的变化来自他“无目标地定格的眼神”，那里第一次出现了“人”。
诺斯托罗莫、马丁·德考得和一船银锭沉入大海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省城，没人知道他还活着，而且把银子和马丁·德考得都留在了大伊莎贝尔岛上。过去被人传诵的英雄传奇此时成为现实：在唯一知道他生还的事实的人——莫尼汉姆医生的安排下，诺斯托罗莫六天之内单枪匹马跑了四百英里，“穿越一片骚乱的国土，最后以通过凯塔城外蒙特罗战线的奇迹大功告成”，柯斯塔瓜纳里比厄拉政权由于他及时报信给巴里奥斯将军而得救，将军率部队赶回萨拉科，而控制萨拉科的叛军将领索第罗则因为在港口水域打捞那一船子虚乌有的银锭贻误了战机。诺斯托罗莫的功绩，正如他的雇主米歇尔船长说的：“他把我们大家的性命都装在他的口袋里。”
一幕荡气回肠的冒险到这里结束，而康拉德的主人公才刚刚进入角色。康拉德从来不打算缔造“英雄史诗”，诺斯托罗莫的壮举仅仅是通过米歇尔船长绘声绘色的介绍才为读者所知的，更为关键的是，不管他的行为如何意义重大，统领一群小卒子的码头工长——这卑下的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从中得到飞黄腾达的机会；对于共和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历史上能就此写下一大笔：萨拉科省经过这一场变乱独立出来，实现了包括马丁·德考得在内的众多民主激进派朝思暮想的分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诺斯托罗莫的英名是在他的形象彻底消失——无论是现实中还是人心中——之后才真正传遍了共和国的，甚至连码头工长的职位也已被别人代替。诺斯托罗莫不再在乎这些，他的公开生活几乎终止，甚至为自己改了名字。他心中存下了一个秘密，这个关乎他命运的秘密无人知晓，除了马丁·德考得之外。
象征物质力量的银锭，把神话英雄的世俗对应者——诺斯托罗莫——变成了幽灵，这是一直生活在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始料未及的。诺斯托罗莫自我赋予自主意识的形象，甫一闪现了些微光彩，马上就黯淡了下去。他的不幸或许在于，他作为一个头脑简单的码头工长享受到“成年礼”的惊奇与喜悦过于突然，以至于尚未做好在身份上转变的准备；他眼神中闪现的“人”的光芒预示着他的灾难。诺斯托罗莫不知道，一个完整的“人”并非一场奇迹般的成年礼可以顷刻间塑造的，至少他不能把自己的荣辱成败仅仅系于一种东西，比如名声，比如物质。诺斯托罗莫决心投身物质的怀抱时发现，他埋藏财宝的大伊莎贝尔岛上正在建起一座灯塔，明亮的灯光从此将照彻海湾。这绝对是不祥之兆，为他运送宝物设置了莫大的困难。经过苦思冥想，诺斯托罗莫凭自己的智力琢磨出一个办法：向政府推荐加里波蒂诺一家担任灯塔看守。
一切似乎很顺利。老乔治关了自己的酒吧，和膝下有两位如花似玉的闺女搬到岛上。他早就有心撮合长女琳达和义子的婚事。但是，琳达泼辣开朗的个性让心里有鬼的诺斯托罗莫十分畏惧，于是他极力向琳达的妹妹——年幼不谙世事的吉赛尔表示爱慕之情。诺斯托罗莫打起他的如意算盘，以为只要如此就能以约会为由名正言顺地上岛运宝。
代表光明的灯塔和代表黑暗的银锭——在一场英雄伟业结束的地方，康拉德又一次施展出他绝妙的反讽技术，把诺斯托罗莫置于理性和非理性争夺之间：再次踏上大伊莎贝尔岛时，他不敢直面灯塔和塔上姑娘美丽的微笑，宁愿出没于黑暗中，躲开一切来自人间的光——灯光、目光。如同查尔斯·高尔德用银矿取代了女人一样，诺斯托罗莫注定要离开英雄的报偿，离开他所爱的女子，忍受着内心巨大的煎熬投向非理性的一边，因为他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逻辑上的圆满解释：银子本无生命，正是人张开双臂去攫取、拥抱、占有赋予了它们以意义。他沉湎在这种心理中无法自拔。但是，他对完美英雄形象的自许、对昔日名声的留恋仍然使他心有不甘，本能地拒绝承认自己的堕落，因此，世俗英雄不得不迎接理想道德的夹击。诺斯托罗莫在人们的审视下退却，在良心的逼问下退却，他陷入如此一个似是而非的悖论：或者死心塌地在奴仆的地位上碌碌一生，或者做个英雄和窃贼的混合体。
只是为了区区一份心安理得，诺斯托罗莫最后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本身就是集罪孽和清白于一身的存在。然而即便如此，他依然对自己行将付出的代价估计不足。诺斯托罗莫眼里，连萨拉科公认的“圣母”——仁慈的高尔德夫人他都必须回避，只有天真无邪的吉赛尔能够充当连接他与萨拉科社会的唯一纽带。可是，不义之财的精灵并没有放过他，他同样无法把秘密告诉吉赛尔。当两人紧紧偎依时，诺斯托罗莫，这个“桑·托梅银矿的奴隶感到四肢带上了沉重的镣铐，嘴唇上压着一只冰冷的手掌。他挣扎着，想摆脱这道符咒。”
获得新生的英雄犹如刚刚蜕壳的爬行动物般脆弱，时刻处在物质异化的威胁之下。随着对吉赛尔吐露真情，诺斯托罗莫濒临崩溃的精神得到了片刻的缓解，但是，走出这一步仅仅意味着他有了一个同谋犯，这丝毫不能消除他与日俱增的道德负罪感；每运送一次银子，负累便增长一分。他越发感到自己决不是什么英雄，他抵挡不住酒色财气的诱惑；但他又不是彻头彻尾的无耻之徒，他被邪恶欲望笼罩的良心还能在道德的拷问下感到阵阵灼痛。也许，诺斯托罗莫当初不该走入那团漆黑，不该接受命运偶然安排的“成年礼”；他应该满足于一个四肢发达性格单纯、兼具超人力量和强烈虚荣心的口头流传的民间英雄——这样的英雄不需要成年礼，因为成年意味着复杂的思想，意味着自我怀疑和道德担当。
置诺斯托罗莫于死地的恰恰是钟爱他的义父老乔治。这个理智昏聩的垂暮老人一心要把琳达嫁给诺斯托罗莫，因此，取代诺斯托罗莫出任码头工长的拉米雷兹对琳达的纠缠令他无比厌恶。拉米雷兹经常在灯塔下逡巡，促使老乔治拿出了他的猎枪，他没有料到诺斯托罗莫才是游弋在岛上的真正的幽灵。意料之中的事发生了，老乔治高度紧张的神经酿成了一出歪打正着的悲剧，昔日的民族英雄、今日的银矿奴隶终于倒在物质世界非理性的门槛前。
“是银子，是银子谋杀了我”，对悲剧的降临，诺斯托罗莫其实早有预感。弥留之际，高尔德夫人轻步来到他的跟前，附到他头边轻声耳语：“诺斯托罗莫，我也打心眼里恨那银子！”
大概，这是被财富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诺斯托罗莫追悔莫及的时刻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物质至上的萨拉科、这贫穷与富有、白人和黑人不平等地生活在一起的萨拉科、这布满着文明的道道伤痕的萨拉科，还会有人清醒地对待财富。我相信高尔德太太是真诚的，她和她丈夫都是财富的牺牲品：前者失去了爱情，后者失去了理性。诺斯托罗莫则失去了与人沟通、甚至面对他人的勇气，多少日子以来，自绝于人间的他拉着吉赛尔同上贼船，分担他的精神压力；但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句推心置腹的表白：“银子没有价值，和名声一样都是虚的”。他更不曾想到，堂堂桑·托梅银矿腰缠万贯、雍容华贵的女主人，竟然与他有着同病相怜的境遇。
诺斯托罗莫的失败，是他改变自我、寻求做一个“混合”英雄——兼有神话与世俗双重身份的英雄——的失败。他拒绝承认个人的罪恶，但可以想见，如果他承认他能非理性地行事——例如矿主查尔斯·高尔德那样，他心里一定能好过一些。他经历了“成年礼”的仪式，却和现代社会千千万万的凡人一样丧失了人的本体，他比小说中的资本家、殖民者、官僚、地主更为不幸，因为他对“不可腐蚀者”的声誉还保持着纯朴的向往，他心中还保有“英雄”的道德标准——而其他那些人早已丧失了成为悲剧主角的资格。
面对这迟到的理解。诺斯托罗莫问高尔德太太：“夫人，要我告诉你财宝在哪儿吗？对你一个人……光辉灿烂的！不可腐蚀的！”
对方的回答是：“不要，工长，现在没人想念他了。让它永远地消失吧。”

写完这篇文章，我读到约瑟夫·康拉德在《个人记录》对他的创作体验的动情回忆：“在整整的十二个月中，我简直忘记了降临于这个地球上最卑微的生灵之上的生活快乐为何物，我就像古时的预言家一样为了我的创作‘和上帝搏斗’……（每一块砖，每一块石头，无不是我亲手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这是一个作家何等艰辛的冒险经历！广义的“冒险者”，是那些愿意以自己的行动确立起人类精神的某种维度的人，他们总是慷慨激昂地走出一个或若干个原先不为人意识所及的方向，直到夕阳西下时从地图进入自我。也只有夕阳——而不是激发冒险欲望的黑夜——的映衬，那些人才得以留下壮烈的背影存入他们的日志。诺斯托罗莫留给生者无数的话柄，因为他死得神秘，甚至可以说“鬼鬼祟祟”，他的内心抗争对萨拉科人而言，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只是，当时间之舟颠簸掉了无数发自人性的理想，当人的道德实践逐渐走到穷途末路，当冒险在传媒目光的追逐之下彻底失去了传奇色彩的今天，我几乎想对诺斯托罗莫表达敬意了。
这片凡人越来越多的土地上仍旧高声赞美着英雄，似乎是为了证明文明还有超越的余地。

虞建华（《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3期）(见这里)

关键词 康拉德 《诺斯托罗莫》 艺术手法 历史观 英雄观

我国读者比较熟悉康拉德的名作《黑暗的心》（1899），而对《诺斯托罗莫》（1904，中译本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刘珠还译）相对陌生。同《黑暗的心》一样，《诺斯托罗莫》十分耐读，但规模更宏大，结构更复杂。很多批评家都认为，《诺斯托罗莫》是康拉德最杰出的作品，也是最伟大的英语小说之一。也有人将它与小说中最博大的名著《战争与和平》进行比较。1的确，《诺斯托罗莫》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事件重大，场面恢弘，人物众多，但康拉德的小说本质上不是史诗。作家在其后的另一部政治小说《特务》（1907）的补记中说：《诺斯托罗莫》是他“最大的一张画布”。为了这幅浩大的画卷，他殚精竭思。他曾写道：“那本要命的《诺斯托罗莫》快把我折磨死了。”2可见，这是一部浸透作者心血的作品。

康拉德曾写信给他的文学经纪人J.B·平克说，“现在人们都在思考着战争、和平和劳工问题，”因此他计划“从一个现代的视角……来处理这些问题。”3 写此信时，他其实已经这么做了。《诺斯托罗莫》已出版，康拉德正在考虑另两部政治小说的创作。他的“现代视角”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得以表现的：一是文学中再现历史的手法，二是对折射历史的“英雄”重新定义。康拉德小说的“现代”风格，令很多读者望文兴叹。人们都说《诺斯托罗莫》难读，其实难处也正是妙处所在。

常常有人抱怨康拉德的这部小说“残头少尾”、“缺乏衔接与连贯性”、“结构颠三倒四”等等。4这样的抱怨不难理解。小说的前半部分尤其给读者的理解带来了很大困难。作者采用的是象征主义的创作技法，表现的场景、人物、时间和叙述角度不断切换，各叙述者的观点互相冲撞，事实真相不断被颠覆。面对现实主义的题材，人们却难以“现实主义”地进行解读。这样的交代难以迎合传统的“阅读期盼”，但却正是康拉德表现他的“现代视角”所必不可少的。

其实，小说故事并不复杂，发生在一个叫柯斯塔瓜纳的虚构的南美小国，具体是该国西部沿海的萨拉科省。萨拉科港城三面是高高耸立的雪山，一面向着海湾，“恰如栖身于一座巨大的半圆形、无屋脊、向大洋敞开胸怀的庙宇”。5气势磅礴的大背景中，蜷缩着一个小小的世界。人在其中，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但这是外部大世界的缩影，在这里演绎着人类历史剧的一个典型片段。读者将在这个“虚构小国凌乱碎散的历史事件中，去寻找超越时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6

小说中的柯斯塔瓜纳政治动荡，6年中更替了4个政府，是一个以“压迫、无能、愚蠢、背信弃义以及野蛮暴力而著称于世的国家”（第83页）。这样的国家中，军队不断地造就、维持和推翻政府。小说故事中，原来古斯曼·本托的暴政正由各贪婪的政治权力集团之间的派别之争所取代。在这个天下扰攘、群雄纷争的年代，英国人查尔斯·高尔德在美国大财阀的支持下，来到萨拉科开发银矿，靠大量贿赂周旋于各派之间。

康拉德对这种“经济殖民地”的历史再现，具有典型性和可信性。在接下来出版的两部政治小说中（1907年的《特务》和1911年的《在西方的注视下》），作者写的也都是与动乱和革命纠缠在一起的虚幻的理想主义、无处不在的贪欲和暴力。康拉德显然希望通过艺术地重建历史，提出对人类社会的再认识。这三部政治小说中，写得最好、手法最新的是《诺斯托罗莫》。

萨拉科的历史片段不是循序渐进、逻辑地进行交代的，而更接近于人头脑中实际获取零散的知识与体验的真实过程：不是线性的、按时序的，而是大块拼贴式的、不均衡的、错综复杂但又是随意的。对康拉德来说，人类历史的现实本身是个难以穿透的黑幕，认识的光点偶然散落在某些地方，看到的只能是一些不连惯的片段。有人撰文对《诺斯托罗莫》提出批评：“人物除了零碎的色块外，根本没有得到描述。”7该文作者虽然表达的是不满，但无意中却点及了关键之处：“零碎的色块”正是印象主义作家希望达到的效果。“色块”的拼叠正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法。康拉德献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幅斑斓、凌杂、模糊、难以阐释的巨大的现代构图。

康拉德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印象派”作家，尽管他对“印象主义”的概念也许不完全与词典定义相同。印象主义是一种反传统的艺术手法，很多作家认为也是本质上更接近于现实生活的手法。这种新的表现形式主要通过多个人物不完整的记忆、半知半解的认识以及被个人感情倾向所左右的表白等交代故事，而不再由全知作者整体上主宰小说的叙述。印象派作家让读者“面对语言叙述的不完整性、意义的不确定性，面对似乎无意识的随意的意象组合，其文本既不提供逻辑的解答，又要求（读者在头脑中）产生逻辑的诠释。”8作者希望强调突出人物个人内在的观点，希望提供意义不确定的象征和暗示，让读者在叙述时间、立场、视角的转换中去发现小说所隐含的意义，在一系列流动的“印象”中去体验和感悟，也让读者在理智上、感情上、道德上面对小说的挑战。

这样的表述要求作者和读者两方面想象力的合一，共同对小说的内容进行解读。在小说的开始部分，康拉德只交代了一个模糊的概观，读者朦胧感觉到身置在一个黑暗势力笼罩下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的环境。没有任何事件“引发”了故事，小说中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而只有构成画面的许许多多片段：高尔德子承父业在租借地开发桑·托梅银矿、里比厄拉政府的失败、护银冒险、国内武装反叛、大庆典等。这些事件在小说中占差不多的分量，不按时间顺序穿插出现，而叙述人物不断变换。小说开头部分由佚名的叙述者讲了两个英国人探宝的故事，按传统模式将现实诗化；接下来是船上午宴，主要由头脑单纯的米歇尔船长回忆以往的事件，读者可以清楚地察觉到他夸夸其谈背后的浅薄；再后是一个记者德考得的笔记，从内部对发生动乱的当天作了细节性的描述，等等。这样的叙述，把事件维持在个人认识的表面水平，读者被迫不断对叙述的权威提出疑问，对事件交代的准确性进行理性的过滤，不得不从字里行间自己去发现，去评判。而作者则避免了直接表态，可以多层次多角度更加有力、更加客观、更加微妙地反映事件，再现历史。叙述上的跳跃和断裂同时也迫使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共同感受历史的突兀与残破。

阅读《诺斯托罗莫》的最大困难产生于康拉德故意使用的“时间错位”。如果我们把事件从小说中一一抽出重新按时间排列，其实构成并不复杂。包括各种延伸在内，小说覆盖了这样一个阶段：从查尔斯·高尔德开发银矿开始，到萨拉科独立成为分治的共和国为止。其中主要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24小时内：为了不让叛军得手，晚上装船将银子运出海湾，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星夜出航，第二天日落时分诺斯托罗莫从海岛游回萨拉科，而与此同时，叛军从海上到达，逮捕和审讯莫尼汉姆医生，医生诱骗军队去搜寻所谓埋藏的财宝，诺斯托罗莫此时骑马进山去搬救兵。故事虽然发生在不长的时间内，但与过去的铺垫和未来的暗示互相交织，而变得错综复杂。

康拉德并不因循传统的叙事套路。他在小说中常常前后大幅度来回跳跃，而“时间错位”又没有可供参照的准确标记。这样的错位在章与章之间，也在同一章之间出现。读者在开始阅读时确实很难“进入”故事。小说整个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大半在时间上是倒置的，直到德考得在暴乱当天写信记叙正在发生的枪战，主要事件才刚刚开始，并从背景中凸显到中心位置。多萝茜·范·简特提议可以从第二部分后半读起，读到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驾船到大伊莎贝尔岛为止，然后回到小说的开始部分，这样时间顺序就比较清楚了。当然这样的阅读与作者的意图相违，范·简特事实上也不主张这样的阅读。她认为“这类小说具有无处不在的生命力，即使倒过来读也没有关系。”9

一个可以清清楚楚交代的故事，何必转弯抹角？把故事的主要线索颠倒过来，康拉德显然有他的用意。我们首先在故事的开始部分看到了里比厄拉政府战败的镜头，后来才看到那场权力之争的战斗，到后面才是为建立里比厄拉政权所做的努力以及人们对它寄予的厚望。读者是知道了结果后才知道开始的 —— 先是理想的失败，然后再读到理想的追求。小说一开始，一切都已发生，已固定，预设的发展导致已知的结果，而所谓的事件和行为只是一根线条，把不变的人物和分隔的画面串联起来。这样的叙述创造了强烈的讽刺效果：人的努力徒劳无功。而且，“时间错位可以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件交织在一起，组成一幅综合图案。如果读者集中关注的是思想内涵而不是人物——阅读应该如此——那么，他发现的几乎是现代派的拼贴画。”10通过这样的手法，作者避免了线性地看待历史的发展。

康拉德主要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小说人物的精神活动：每个人心怀各自的目的，在事件激发下尽情表演。作者选择了一批代表各种个人倾向和各种社会行为模式的人物，把他们放在一起，让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认识，读者在他们的纠缠和碰撞中，体察剧烈变动的社会和这种社会环境煽起的个人的欲望。这样，作家就可以避免由一个全知叙述者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有条不紊的罗列而造成的虚假。《诺斯托罗莫》创造的印象很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导演康拉德大胆但又十分娴熟地切换聚焦点，通过某方面的联系，自然地从一个内容牵扯出另一个内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很难容纳康拉德希望表达的极其丰富的内涵。

要真正理解《诺斯托罗莫》，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了解康拉德的英雄观，了解他塑造“英雄”的意图。他总是先轰轰烈烈地推出一个英雄形象，然后渐渐让英雄失去光辉，露出凡夫俗子的真面孔，最后人们发现，在康拉德的历史剧中没有英雄，充其量只有假英雄。

如果你以为，作为书名的诺斯托罗莫是小说的中心人物，那么，你被康拉德的“小计谋”误导，掉落了理解的陷阱。小说没有中心人物。好几次锣鼓敲得热热闹闹，诺斯托罗莫好像马上就要登上中心舞台，一场英雄剧马上开演，但观众的热望一次次落空，作者一次次让他扮演的是跑龙套的角色，充当利益集团的跑腿工具。这是康拉德在人物塑造上对传统“英雄”概念进行的玩弄。在小说的前半部，诺斯托罗莫是个背景中的人物，只出现在口头传颂中，像人们熟悉的传奇英雄：魁梧高大，豪放不羁，骑着大灰马，出现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我们首先从米歇尔船长的吹嘘中认识了诺斯托罗莫：

“这个诺斯托罗莫……他的名字让城里所有歹徒闻风丧胆。……

这些嗜血成性的暴徒中有百分之五十是从草原上来的职业草寇，先生，

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不曾听说过诺斯托罗莫。至于城里的那帮乞丐，

先生，只要见到他的黑唇髭和白牙齿就足够了，立刻瘫倒在他面前，

先生。这就是人格的威力。” （第10页）

雷声虽大但不见雨点，康拉德让读者在心理上等待一位永远不会出现的英雄。这位威名远扬的骑士其实就是米歇尔船长的雇工：码头工长兼栈桥看守员。他虽然受工人的拥戴，工作效率高，但对时势事态漠不关心，没有清楚的动机，没有长期打算，没有头脑，也没有自己的信仰，是个糊里糊涂的人物，被萨拉科的寡头政治所利用。欧洲人通过他控制了工人，他成了他们“完美的帮手”（第245页）。读者在接触了这个人物之后，发现他十分单薄，身上没有英雄气质，除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外，其实什么也不是。他的主要品质是忠诚，但他效忠于柯斯塔瓜纳的殖民主义者：投资银矿的北美资本家和欧洲的船运铁路集团。他在小说后半部的突发事件中，虽然也表现出了勇气和无畏精神，但促使他冒死出航的是一文不值的虚荣，为此他差点儿送了命。他生活在“好名声”的光环之下，自以为超脱于政治派别之外。一个把诺斯托罗莫当干儿子的老妇人临死前骂他是傻瓜：“从那些丝毫也不关心你的人嘴里讨上几句漂亮话当作报酬”（第196页）。诺斯托罗莫确实是个傻瓜。他在当地有“自然之子”（natural man）的美名。“自然之子”在英语中也是“蒙昧人”、“白痴”的婉转说法。这个“自然之子”完全无法理解萨拉科复杂的经济政治纠葛，“面对模棱两可的历史没有其它武器，只有生存和做人的自尊支撑着他。”11

兵临城下，萨拉科又面临一场政治灾难时，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驾船将银锭运走，以免落入叛军之手。漆黑中驳船与叛军运兵船相撞，两人设法将破船驶到大伊莎贝尔岛，埋藏了银子。诺斯托罗莫游回萨拉科，德考得跳海自杀。萨拉科所有人都相信运银船被撞沉，德考得淹死。机会来临，诺斯托罗莫终于挡不住诱惑，将埋藏的银锭归为己有，成了窃银贼。“桑·托梅的银子现在得到了一个忠实的终身奴隶”（第383页）。他背叛了自己，走到了正直、勇敢、无所不能的民众景仰的英雄形象的反面，蜕变成了一个可怜虫。“他渴望以毫无疑义的手段攫取、拥抱、吞噬、驾驭这笔财富，这笔财富犹如专制暴君无时不刻不在蹂躏着他的思想、行动和睡眠”（第404页）。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态的发展最终证明，诺斯托罗莫出生入死的护银冒险，其实是无用劳动，与事情的结局无关紧要，而他本人反被银锭捆住了手脚。此时他的自我评价与先前的感觉截然相反：“在这么多年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在城墙外嗷嗷叫唤的一条杂种狗 —— 没有窝，连一根磨牙的骨头都没有”（第346页）。最后他在偷挖银锭时被误杀。临死时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卷入了萨拉科黑色的旋涡，被人利用，被人出卖。“是银子杀了我。它抓住我不放。它现在还抓住我不放”（第428页）。这是他最后说的话。

诺斯托罗莫显然不是个英雄，他是虚幻概念的受害者。他的英雄形象只耸现于朦胧之中，是民间流传中虚构的，他是被放上神龛的。小说中其他主要人物的英雄主义中，也都有虚假、堕落的成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拉德关于历史和英雄的个人观点：不存在历史上真正的伟大，没有真正的英雄。他只想揭示虚构的外表与本质之间的巨大反差。

查尔斯·高尔德是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他本人是个采矿工程师，叔叔曾被选为萨拉科省长，政治变动中被拖到大墙前枪杀。父亲也间接被迫害致死，临终前教诲儿子：远离柯斯塔瓜纳贪婪堕落的官僚政客和军人土匪。但他从美国大财阀那里集得资金，偏偏来到此地开发银矿，以自信、勇气和胆略，在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中与政客和投机分子巧妙周旋，最后大获成功。桑·托梅银矿拥有“国中国”之称，而高尔德被誉为“萨拉科王”。

但是这个英雄形象又被证明是虚假的。他是个“死心塌地的理想主义者”（第165页），希望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当地带来安定和繁荣，带来欧洲式的文明。开发银矿是他实现理想的途径。“毫无疑问，大山边咆哮，边将它的宝藏在捣矿机下源源不断地倾吐出来；它的特殊力量撞击着他的心扉，使他感到这是春雷般震撼大地的宣言”（第80页）。他的理想其实是经过包装的经济殖民主义和物质至上的信仰。首先，“源源不断倾吐出来”的银子大多运到了旧金山，也使不少欧洲殖民者和少数当地官僚和军阀受益；其次，银矿激发了急剧膨胀的贪欲，导致了暴力的权力争斗。高尔德的理想并不因为银矿的成功而得以实现。

在高尔德的故事中，我们必须看到康拉德两方面非常强烈的暗示。一方面，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高尔德必须采用低鄙的手段，通过贿赂铺平道路。理想主义中掺进了堕落的成分，导致了道德沦丧。另一方面，高尔德原本以银子为实现理想的手段，但逐渐成了银子本身的狂热追求者。物质化的理想追求，蜕变为理想化的物质追求，银矿的主人变成了银矿的奴隶，最终疏离了妻子，导致了婚姻生活的不幸。高尔德的形象也是“高开低走”，故事开始时出现的了不起的成功者，最后显得十分可怜。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一个个都是某一种虚幻概念的追求者，最终一个个都成为虚幻概念的受害者。新闻记者德考得，因热恋于安东尼娅而接受她父亲的政治取向，为自己认为“全然错误”的目标出谋划策，摇旗呐喊，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和信仰，最后跳海自杀。德考得不是直接因银子而堕落的，而是让自己无原则地卷入银矿导致的事件而葬送了自己。另一个相对重要的人物是莫尼汉姆医生。他因在古斯曼·本托暴政期间经受不住酷刑而出卖了别人，生活在罪感的阴影之中。过去政治迫害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对人类一切抱有愤世嫉俗偏见的人，但最后他克服恐惧，巧施计谋，成为打败蒙特罗叛军的关键人物。他是在看到别人受刑致死冲动之下作出决定的。他为萨拉科的欧洲社会作出的自我牺牲，主要是为自己精神赎罪，也是出于对高尔德太太的忠诚和友好，而不是对她丈夫政治信仰的赞同。

《诺斯托罗莫》的社会历史框架，把康拉德所处时代的大事件都圈拢到了一起：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暴乱与革命、物质利益，而小说又把众多代表各种虚幻的理想主义或赤裸裸的权欲与实利主义的人物纠集在一起：高尔德的实业救国论、阿维兰诺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诺斯托罗莫的“民族英雄”的虚荣、德考得献身爱情的冲动、霍尔罗伊德的帝国主义权力论以及蒙特罗强者为王的信仰，等等。康拉德显然不赞同流行于19世纪欧洲的“开发异域，拯救外族”的信条，因此刻意讽刺以发展殖民经济促进民主政治理想的虚伪性。小说中的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与银矿和银子产生纠葛。银子构成了每个人心中“秘密的目标”，所有人的内心欲望都在银子力量面前受到考验，为它所代表的具体利益或抽象概念去奋斗，去经历考验与磨难。银子使读者想起了《黑暗的心》中的象牙，它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萨拉科大多数欧洲人都聚集在那里，围绕着查尔斯·高尔德，似乎银矿的银子是一个共同事业的标志，象征着物质利益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第20页）。在物质利益左右下谋求进步，只能产生出非人道的结果。银子成了道德死亡的媒介，银矿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堕落。

《诺斯托罗莫》的设计显而易见地与15-16世纪西班牙殖民史相呼应。小说中反复提及西班牙征服者。萨拉科被称为“世界的宝库”，这一叫法正是早先欧洲人用来称呼南美殖民地的。一些事件和人物好像是过去的再现，小说故事是历史灾难的重复。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看出康拉德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和对历史的反思。在欧洲人的努力下，萨拉科最终独立了。在国际（其实是欧美）海军在萨拉科海湾武力裹胁下，战争结束了。但分治就是成功，就是进步吗？其本质变化何在？可以预见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将更加肆无忌惮地控制和操纵萨拉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在这部小说中，康拉德力图创造一个巨大的、多层面的、广泛的象征，以表达他对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认识。一个国家的政治与一批人的个人动机互相交织，道德理想主义与物质利益互相渗透，个人历史、区域史又与抽象的人类历史共同表现，小说十分复杂。一切都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发生：“高耸的黑魆魆的西厄拉山和云缭雾绕的大草原作为沉默的目击者，关注着源自不论善恶一律短视的人的激情引发的诸多事件”（第3页）。在这些“短视“的人物中，产生不出真正的英雄。像其他康拉德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他们大多以失败告终，身体上或者感情上被彻底摧毁。康拉德的小说总是蒙着一层很浓的悲剧色彩，很多方面几乎表现出一种宿命论的历史哲学观。人处在残酷的不可知的现实中，既无能力实现理想，又无能力抵挡诱惑，一切努力在人无法控制的神秘力量的操纵下被逼入绝望的境地，导致道德堕落，人性丧失。但康拉德的目的不是让人们被动地去接受小说中悲剧式的人生观，而是唤醒读者去发现历史所提供的经验。

《诺斯托罗莫》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确切的、权威的阐释。任何一部有持久价值的小说，都具有不断新发现的广阔空间。在谈到康拉德的另一部名著《黑暗的心》时，著名批评家罗伯特·潘·沃伦认为，在其中寻找确切释义，就如同企图在莫扎特的交响乐中找出确切释义一样徒劳无功，因为康拉德是个哲理性很强的作家。“哲理小说家在对世界的再现中，总是力图超越对价值的一般推论，总是把意象上升为象征，…… 经验总是有它的释义。但这不等于说，哲理作家是推导式，概念式的。恰恰相反，他愿意剥去经验的表层，直面赤裸裸的内涵，与之角力。”12这是对康拉德整体创作所作的一个简洁而到位的总括。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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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D.C.R.A. Goonetilleke, Joseph Conrad: Beyond Culture and Background，London: MacMillan, 1990, p.130.

2 参看Norman Page, A Conrad Companion，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p.94.

3 Eloise Knapp Hay, “Nostromo.”,J.H. Stape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seph Conrad,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4 Norman Page罗列了不少对这部小说的批评,请参看第95、96页。

5 康拉德，《诺斯托罗莫》，刘珠还译，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2001年，第3页。

6 T. McAlindon, “Nostromo: Conrad’s Organic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Joseph Conrad’s Nostromo，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p.60.

7 Michael Wilding, “The Politics of Nostromo”, in Essays in Criticism，Oxford: Oxford UP, 1966, p.444.

8 Ian Watt, “Impressionism and Symbolism in Heart of Darkness, in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Views: Joseph Conrad，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6, p.90.

9 Dorothy Van Ghent, “Guardianship of the Treasure: Nostromo,” in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Joseph Conrad’s Nostromo, p.34.

10 Eloise Knapp Hay, p. 88.

11 Dorothy Van Ghent, p.37.

12 Robert Penn Warren, “The Great Mirage: Conrad and Nostromo, in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Joseph Conrad’s Nostromo,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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