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米阿诺·达米阿尼（Damiano Damiani,1922-07-23～），简称D.达米阿尼，意大利电影导演，意大利政治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生于帕西亚诺。曾就读于米兰美术学院。
1946年，当他还在学习期间，便开始拍摄纪录片，10年中拍了30部短片。
20世纪50年代，开始担任故事片编剧和助理导演。是c.利萨尼的影片《苦难情侣》（1954）的编剧之一。导演的处女作《口红》（1960）酷似C.柴伐蒂尼的风格。
60年代拍摄了《阿尔图洛岛》（1962）、《女巫》（1966）、《谁知道》（1967）、《猫头鹰的白天》（1968）、《黑手党》（1968）等片，表现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心理问题的关心。
70年代，正值意大利政治电影运动处于高潮时期，达米阿尼拍摄了一系列反映黑手党和恐怖主义问题的政治影片，如《警察局长的自白》（1971，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调查已经结束——忘记它吧》（1972）、《为什么杀害法官》（1975）、《我害怕》（1977）、《跪着的人》（1979）等。这些影片以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意义和引人人胜的政治侦探片样式而令人注目，它们继承了新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但已不满足于仅仅描写失业、贫困等社会现象。而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意大利司法部门，揭露其代表人物与黑社会和投机商相勾结，残害老百姓的罪恶阴谋，从而使达米阿尼成为意大利政治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当政治电影运动已经衰落，许多政治电影导演都已厌倦了政治、纷纷改弦易辙，开始拍摄商业电影，或是陷于悲观绝望之时。一方面，他仍然在继续拍摄表现黑手党问题的政治影片，如《警告》（1981）和电视系列片《吸血鬼》（1983）等。另一方面，他开始拍摄商业性侦探片，如《调查》（1987）、《黑太阳》（1990）、《死亡天使》（1992）等。2002年执导喜剧片《黑天使》。（编者注，中译名和丁度 巴拉斯同年拍摄的一部电影同名。但这里是指电影 Assassini dei giorni di festa/假日的刺客。西班牙名为Angeles de negro，中文译名为黑天使，参见此页。）（这里）

调查

“城管”成形象最差官员群体

社会态度调查报告显示，当前，群众更加厌恶“贪”和“渎”的官员。

在“群众对官员负面形象的厌恶排名”中，“贪”(30.7%)、“渎”(24.8%)和“假”(17.4%)位列群众对官员负面形象厌恶排名的前三位，“色”(16.6%)和“枉”(10.5%)次之。而“贪”和“渎”都属于对“公权力”的滥用，说明群众普遍认为“公权力”应合法、合理使用。

调查还显示，群众认为2013年形象最差的官员群体依次为：城管、学校领导、医院领导、村干部、警察、国企领导和民政干部。

报告指出，城管属于执法类官员，执法不当往往造成恶劣影响。同时，执法作为一种“管制”行为，极易引起执法相对人的差评和公众的不理解。

根据该调查，群众对民政干部等服务类官员的评价明显高于城管等执法类的官员，这反映了群众“喜服务、烦管制”的倾向，偏好于官员更多地提供服务，而不是进行管制。

群众偏爱“才德兼备”官员

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狠抓顶风违反“八项规定”行为的高压态势，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官员作风建设收到的实效。

官员形象的社会态度调查显示，“官员形象已改观程度”平均为51.7%，表明群众普遍认为官员形象有改观；但“官员形象待改观程度”平均仍达到73.2%，表明群众认为官员形象需进一步改善，仍存在较大的改观空间。

该调查还从群众对官员形象的偏好进行了排名。排名显示，当前群众“爱才喜惠”，更加偏好“能力本位”和“惠民导向”的官员，因此官员形象需“才德兼备”。而无论是“能力”型官员还是“惠民”型官员均属于实务型官员，说明群众最为期待的是官员专注于实事，真正让社会获益。 官员形象重塑需“内外兼修”

报告认为，当前官员形象整体上呈现“破多立少”的格局，官员的负面评价较多，而正面形象塑造较少。

官员为什么会有形象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认为，官员形象危机事件不断增多，但从相对数量看，问题官员仅是少数，从严、从快查处问题官员也表明了党和政府的坚定态度。“转型期的社会管理困难、焦躁的社会心态，客观上成为官员形象问题的环境变量；与此同时，法制环境、民主环境和媒体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少数官员也因此而患上了‘转型期不适应综合征’。” 唐钧认为，除了官员自身素质之外，内部制度设计和外部群众预期的偏差也是重要原因。随着民主法制的进步和信息的扁平化，公众对官员形象的内外多元评价的格局已出现。“我们对官员的定位曾经是要带领大家致富；现在到了转型期，每个部门和官员的形象应该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系统的思考。官员形象的分类管理、分级管理，根据群众需求动态调整等精细化、人性化的官员形象管理创新有待研究和尝试。” 报告认为，塑造官员新形象，一是要从内部健全反腐体制机制，提升官员素质；二是要了解群众需求，将亲民惠民行为常态化、制度化,树立能干、惠民、不贪、不渎的新形象。

榜单

粤京豫名列“省份形象危机”前三

社科院蓝皮书《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3—2014》对全国各省份也进行了“形象危机度”的排名研究。结果显示，广东、北京、河南位列榜单三甲，但其“形象危机度”分别为8.44%、4.73%、3.91%。陕西、江苏、浙江、湖南、山东、海南、安徽的总体形象危机度分列全国各省份第四至第十位。 唐钧称，广东、北京、河南成为“形象危机度”排名的榜单三甲，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负面新闻曝光多，且属地负有社会责任。形象危机来源于内部问题，经外部传播，成为公众的负面评价和社会态度。广东、北京等社会管理难度大，再加上广东、北京等地区媒体高度发达与活跃，导致其形象危机事件的负面新闻与报道多。第二，社会服务管理任务重、难度大，社会治理的综合成效亟待提升。作为人口大省的广东、河南和人口大市的北京，人口流动的数量庞大，客观社会服务管理的难度更大，面临的形象危机风险项也更为繁杂，风险程度也相应提升。第三，社会治理改革成效欠佳，亟待精细化、人性化。 报告指出，虽然就全国而言，省份“形象危机度”的排名均处于低危等级，处于风险可控状态，但属地政府需加强形象危机的防范与应对，从“善解冤”“重点改”“全面防”三方面入手，全面开展防控工作，尤其是“社会责任事故”。

意义

绘“风险地图”，助提升综治能力

社科院蓝皮书《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3—2014》根据2013年公开报道的2074个典型案例整理出“风险地图”，为转型期如何提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问诊把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称，我国如何在进一步发展中解决这些问题，提升综合社会治理能力，该报告绘制的“风险地图”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这次报告首次提出了科学系统的省份形象危机指标体系。报告分析称，省份形象危机可分为五大风险领域，分别是：公共安全“危”、社会秩序“乱”、生态环境“脏”、公共服务“难”、官员素质“差”。

对于这份“风险地图”，洛阳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非常实用：“现在信息流通越来越快捷，应对形象危机事件，我们要主动接触媒体，让公众了解真相。这个‘风险地图’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指南，哪些是风险高发项，非常清楚，我们可以一一进行排查，找出形象危机事件的原因，进行改正。”